一
三门峡市陕州区出城向南,地势陡然上升,一条赭红色的公路蜿蜒上行,至坡顶人们会发现,坡上原来是一片平原。
这一片平原叫作张汴塬，是当地的“三道塬”之一。“塬”是指四边陡峭而坡上平整的地貌,这在中国西北地区很常见,就是民歌中唱的黄土高坡。张汴塬面积大约七八十平方公里,与相邻的其他塬没有两样，但张汴塬却是一个特殊的地理所在，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曾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张汴塬的记载,据郑杰祥先生《商代地理概论》考释,张汴塬一带那时被称作“夹方”，所谓“夹方”，就是“夹山带水”之地。张汴塬南依伏牛山，北临滔滔黄河而望中条山，西居桃林之塞（函谷关），东有崤陵之险。周灭商得天下后，按文王演周易的思路，在“夹方”将天下合二为一，“夹方”也随之演化成为一个“陕”字，此地此后就称作“陕”。张汴塬也称陕原或陕陌，称陌，是由于张汴塬东西狭，南北长。“周召分陕”的“陕”既指此塬，据《括地志》记载:“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不因其城，乃从原为界。”
“周召分陕”是当时周王朝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周武王克商后两年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开国元勋周公旦开始摄政。古人和今人一样，都有着人性的弱点,周公摄政引起了集团内部一些势力的羡慕嫉妒恨，加之商遗民的不稳定因素引发了“三监之乱”。三年平乱之后，为了巩固武王灭商后得到的东方占领区，周公根据周武王的生前规划，在建设以丰镐为中心的周兴之地之外，开始在天下之中的洛阳营建洛邑。洛邑历五年建成，这使周王朝在丰镐之外的东方又有了一个新的统治中心，形成了历史上的“宗周”与“成周”双中心统治时期。同时周公旦归政于成王，周公摄政结束。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和方便协调内部关系，成王决定把大周国划分为两大行政区，周公、召公各管辖一个区域。
在哪里分界是个问题。二公在研讨中不由自主把目光盯在了函谷关。从政治上看，函谷关以西是周王朝兴起和长期统治的地区，也正是召公固守的“宗周”之地。而函谷关以东地区是周王朝历年征战逐步占领的“新东方”地区，也是周公经营多年的“成周”之地。从地理上看，从丰镐到洛邑相距千里，所谓“邦畿千里”，期间有潼关、函谷关、崤关三大交通关隘,而陕塬不仅位于丰镐和洛邑中间，而且还处于崤、函之间，无疑陕塬就成了分陕的最佳选择地。
分陕之后,《史记》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分陕是以一根石柱作为地界标志的，后来的“立柱为界”，都以此为肇端,这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界石。在三门峡虢国车马坑博物馆里，这根3.5米高的柱石，虽经3100多年岁月风化依然挺立，参观者对此古朴的柱石纷纷称奇，拍照留念。这根石柱名曰“分陕石”，是当年周召分陕的见证。周召分陕，不仅是小小的陕塬名垂青史，还造就了陕县、陕州，而且造就了一个大省的命名——陕西省。
二
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以仁政治国，克己复礼，恢复西周初期的宗法礼乐制度。在西周王朝初期，也确实在推行“以德治国”的仁政，周武王把礼乐制度作为基本国策，以取代殷商的残暴统治。从两件事可见一斑。一是周武王伐纣克商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简直是对后世改朝换代之际将前朝子孙赶尽杀绝的绝妙讽刺。二是作出偃武修文的宣告，建立了一个包括陕塬在内的和平示范区，希望为天下树立榜样，让殷商遗民心悦诚服地臣服周王朝的统治。《尚书·武成》记载周武王回到镐京之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周王朝的统治者，正是看到夏朝尤其是商朝的灭亡，开始怀疑“天命”，逐渐意识到“德”、“民”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于今也有其现实意义。召公就是这一政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力行者。
《尚书》中有两篇文章翔实地记载了召公“敬德保民”的思想。一篇是《旅獒》，留下了“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等成语。另一篇是《昭诰》，把“天命”、“敬德”、“保民”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具感染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
《诗经》中的《甘棠》《卷阿》《黍苗》《崧高 》则更多地突出了召公“保民”思想的一面，其中《甘棠》一诗尤为后人所称道。
《召南·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这首诗歌很短，语言朴实无华，读来朗朗上口，情真意切。歌词大意是：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召伯在这里住过；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折弯它，召伯在这里休息过。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毁坏它，召伯在治理教化过百姓。正所谓“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孔子删评诗经，有的篇目只有一字之评，而对《甘棠》情有独钟，是孔子评论次数最多的一首诗。在《孔子家语·好生》中说“吾见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史记》记载：“召公之治于西方（陕塬以西），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在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候伯至庶民各得其所，无所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召公及其后人，在三门峡地区治理243年，对三门峡的发展和文化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甘棠树见证了召公宁劳一身不扰百姓的亲民勤政之风，百姓爱乌及鸟，自发地保护甘棠树，不让任何人砍伐损坏，甘棠树也成为亲民爱民、造福百姓的代名词，召公也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廉吏，被称为“廉政始祖”，同时也留下了“甘棠遗爱”、“甘棠清风”等词语，陕州也被称作“甘棠旧治”。
在召公死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的品德、思想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圣贤、帝王将相，政治家、文学家乃至平民百姓都深受其影响，在陕州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许多知名的历史人物，如：关龙逄、杨震、周党、姚崇、上官仪、上官婉儿、宋之问、魏野、司马光、耿九畴、曹端等。
在《诗经》之后，历代对召公或甘棠多有歌咏。汉代扬雄《甘泉赋》中有：“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唐代就更多了，唐玄宗途径陕州，有感召公德政，感叹：“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树古棠阴在，耕余让畔空。”李白有诗句：“爱此如甘棠，谁云敢攀折。”杜甫叹曰：“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 白居易也有：“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宋代的范仲淹对甘棠美政无限向往，写了多首诗，如：“斯比甘棠树，千载颂清芬。”梅尧臣诗曰：“古来分陕重，犹有召公棠。此树且能久，后人宜不忘。”
明清及近代都有很多颂扬召公的诗词，在生活中则有更多的体现。据统计，全国各地与召公、甘棠相关的地名计有120多处。作为“甘棠旧治”的三门峡，市区里建有召公岛、甘棠苑、召公路、甘棠路、分陕路、陕塬路等景观和标识。
甘棠，已经成为了官德的风标，民心的图腾，更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三
赭红色公路的截止处是陕州区张汴乡北营村，赭红色的路面是提示人们前有景区——三门峡市最大的地坑院游览区和小吃百味街。景区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很少有人知道，北营村就是当年周召分陕那根“分陕石”最初矗立的地方。
景区的民俗表演活动丰富多彩，有剪纸、地方戏剧、婚俗、木偶、皮影等，但最吸引游客的还是被称作“见树不见人，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传统地坑院民居。地坑院并不是北营景区特有，在以三门峡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都存在这一奇异的民间建筑，但以陕州区张汴塬、张村塬、东凡塬最为集中，这三道塬上，如今仍有近百个村落，数以万计的地坑院。据资料考证，四千多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陕塬先民已经掘地为穴，《诗经》称之为“陶复陶穴”。有专家认为这是仰韶文化时期半地穴式民居的发展延续。南宋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是较早记载地坑院的历史文献，文中说：“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其中“系牛马，置碾磨，积粟凿井，无不可者。”最早向世界介绍地坑院的是本世纪30年代，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吕登豪森拍摄的《飞行中国》，第一次向世界直观地展现了陕州地坑院民居的照片。美国学者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一书中称地坑院为“大胆的创造、洗练的手法、抽象的语言、严密的造型”，对地坑院建筑进行了西方式的概括。
三道塬是黄土高原的边缘，黄土堆积层多在300米以上，土质厚且松紧适度，年降水相对较少，这是决定地坑院独特居住习俗的关键。地坑院就是在平整黄土地面上挖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坑，坑深六七米，面积100平米左右。然后在坑的四壁挖8至12孔窑洞，其中倚角的一孔窑洞内有一条斜坡通道，拐一个弯通向地面。地坑院与地面相接的四边和通道的两边，一般都砌有半米高低的青砖青瓦拦马墙，既用于防水有作为安全拦护，同时也是建筑装饰，黄土青瓦协调美观。
地坑院窑洞中有主窑、客窑、厨窑、牲口窑、厕窑、门洞窑等功用不同的窑洞，在门洞窑的通道旁有一口水井，解决了人畜吃水问题。人居坑中，最让人疑问莫过于怎么排水了，这也是外地游客最多疑惑的问题。地坑院的居民会在坑院中挖一个深度4至5米的旱井，专门用来聚集雨水和排水，当地人称之为“渗坑”。排水问题的解决，黄土的渗透性起了关键作用。
朴实无华的地坑院，在建筑学者看来，包含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形态，窑洞的方位、高低、大小，门窗的多少都有明确的数据要求，体现了家庭礼制和尊卑关系。地坑院建造简单、坚固耐用、挡风隔音、防震抗震、冬暖夏凉，对往昔贫穷的山民来说，这样的建筑再理想不过了，所以千百年来地坑院受到了陕州地区人们的喜爱。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逐步告别地坑院，在村子了盖了楼房、瓦房，“见村不见房”的景象日渐减少。近年特色旅游的兴起，这一被誉为北方“地下四合院”的地坑院，受到媒体和旅游界的追捧，红遍网络名扬全国。当地政府也针对性地进行了保护和开发，北营村陕州地坑院民俗文化园就是成果之一。但保护和开发既统一又矛盾，随着原住户的减少，不少地坑院已经人工填埋或自然坍塌，没有保护这一建筑奇葩恐将会逐渐消失。但开发之后的地坑院大多失去原味，有了光鲜亮少了真实，多了刻意少了自然。值得欣慰的是，这两年当地政府对原生态民居进行了有意识的保护，活生生的地坑院将有望继续留存人间。
地坑院旁边是仿古建的百味巷，小吃琳琅满目，惹人留足品尝。但留意观察，除了河南名吃如烩面、开封小笼包、虢国羊肉汤外，其余几乎都是陕西小吃，并打着陕西马嵬驿招牌，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想除了陕州与陕西地利相近，更多是历史文化的渊源相通。三门峡市地处中国地理的黄土高原向华中平原的过度地带，三道塬应是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塬东紧连崤山，崤山以东地貌多以浅山丘陵为主，是逐步向平原过渡的地带。三门峡市的渑池县、义马市就在崤山以东，其文化与几十公里以外的洛阳更为近似，应属于河洛文化区域。崤山以西有陕州区、灵宝市，张汴塬西边紧邻函谷关，灵宝市大部分地域在函谷关以西，毗邻潼关而连接关中，传统上属于关西地区，历史上灵宝市就是桃林县和弘农郡，从民俗、语言语音、服饰等看与陕西更类似。拿地方戏曲来看，渑池、义马流行豫剧、曲剧，而陕州、灵宝则流行蒲剧、眉户、道情和扬高戏等西部民间戏曲(历史上也有秦腔存在)。戏曲是最具民间性的艺术形式，由此可见陕州区、灵宝市应属于陕文化区。汉班固《西都赋》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的描述，说明历史上就习惯把崤山以西划入“西都”之地。这样文化现象的存在，追根溯源除了地理、交通的制约，更大的因素还是“分陕之重”的文化基因使然。
在北营村并没有见到“分陕石”，原来古时不知何年何故将“分陕石”从陕塬移至陕州城东门外，即今三门峡市黄河路和分陕路的交汇处。据《陕州志》记载，唐代武皇年间又从此处将柱石移至陕州北城墙雉上，移石时，唐人在原处立了一块石碑以示纪念，碑正面自上而下有阴刻楷书“周召分陕处”五个大字，遗憾的是文革时期，当地农场民工把石碑作当石料烧了石灰。民国21年，“分陕石”又从城墙上移至城内民众教育馆收藏。
1957年，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时，陕州古城属于淹没区域，“分陕石”连同其它文物移地保存。“分陕石”又几经周折，如今矗立在虢国车马坑陈列馆院内。为了防止风雨霜雪的侵蚀，现在的分陕石腰扎钢铁束带，身套玻璃衣装，头戴“紫禁城”式时装帽，古朴庄严而又无奈地接受着天南地北游客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