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座落在豫秦晋三省交界，被称之为黄河金三角地带，豫西边陲一座黄土小塬上。小塬是从秦岭余脉向北伸出长十多里，宽四五里，总面积不到百平方公里，但一马平川的黄土塬。这样的小塬在县境有三座，隔沟为邻，古人称之为三道塬。大概是黄土高原由西向东蔓延的缘故吧，古人亦从西向东依次把三道塬叫作头道塬、二道塬、三道塬。

我的家乡在头道塬。

家乡美，谁不说他的家乡美？家乡的山水、家乡的苹果、家乡的人情……家乡太多的美，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孕育我成长，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赖的地坑院。

儿时，我对地坑院的恐惧，至今仍然心有余悸。春日，父亲光着脊梁，挑着粪担，一步一颤，在门洞里爬上走下，把院里的粪土一担担挑到崖上，豆大的汗珠在他的脸庞闪着水光往下流淌；秋天，父亲把收获的粮食，摊在场里晾晒。秋雨来了，父亲把没有晒干的粮食背下院子；天晴了，再把粮食一袋袋扛到崖上晾晒。父亲的容颜在粪担和粮袋的重压下，日渐枯皱失去光泽，父亲的脊梁在岁月风霜的摧残下，不知不觉弯成了一张弓。每当想起父亲肩负重荷，喘着粗气，脚步沉重地在门洞里攀行的情景，我就陷入沉重的深思。然而，最令我恐惧的却是夏季。烈日、雷电、蚊虫、毒蛇，这些都不足以使人生畏。我害怕雨水，那种没有雷声、没有闪电，倾天而下的哑巴雨。每每遇到这种暴雨，父老乡亲无不拿着铁锨镢头，站在崖上堵水抢险。洪水从场上向洞口扑来，乡亲们用门板、棉被和土加高洞口，阻止洪水灌院。长辈们光着脊梁，在黑夜里呐喊着，相互援助与天奋斗以求生存的壮烈场景，常常使我为之震撼。我更忘不了，那些险院险窑户，在与暴雨进行了竭力拼捕失败之后的沮丧情绪。我的眼前总是浮现那些受灾户，站立崖头，望着院里漂浮的木板和粮食，一家老小哭鼻洒泪的实况；雨过天晴，骄阳似火，人们站在火红的太阳地里，眼看着受灾户被水洇透了的窑洞，轰轰隆隆地倒塌。然后，村支书把受灾户，一一安排到小学校或住处宽裕的人家；然后，乡亲们东家送来铺盖，西家送来粮食，相帮着度过灾难。

我曾站在小塬尽头，在落日的黄昏里俯视来自秦地，游走于豫晋两山脚下，被落日余辉涂成暗红色的黄水。我曾和儿时的伙伴，奔下小塬去看黄河。我看到黄水在豫晋两山间平坦宽阔的河川里平静流动，它没有巴颜喀拉山日卡曲源头细流的清澈剔透，也没有万里黄河归一壶飞流直下咆哮奔腾的壶口气势。在此，它宛如慈祥的母亲般至柔温和。我看到，黄水的颜色和家乡的土地一模一样。我的思绪上溯到了远古。2000多万年前，强劲的西北季风，每天夹裹着百万吨来自中亚的黄色粉尘南下，随着风力减弱，这些粉尘相继降落在我国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渐渐堆积成举世闻名的黄土高原。先辈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层上，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创造了古老文明的农耕文化。

我曾一遍遍地遐想，这些举世罕见的坑院一定是先辈们与大自然与贫穷抗争的勤劳和智慧结晶。巢是人类最早的完全意义的住宅建筑。上古之世，人少而禽兽众，为避群害，构木为巢。孟子说：“下者为巢，上者为穴。”是说，在地势低凹，气候潮湿，多水多虫子的地方，原始人多以巢居；在地势较高，土层较厚的地区，以穴居避风遮雨更好。故有“南巢北穴”，即南房北窑之说。巢穴是人类营造居所，构建文明的起始点。

原始人最早的穴居是天然洞窟。北京人栖居的龙骨山洞居今已有50万年。可见，先人们野居的山洞，便是窑洞的前身。据学者考证，地坑院据今约有4000年历史，它曾一度是黄土丘陵地区普遍的民居形式。现在，仅为豫西陕县三道塬保存的较为完整。

我生长在地坑院，对它有着特殊情感。童年，睡在土坑上，望着居住了数代人，被炊烟熏燎得漆黑发明的窑顶，呆呆地担心：万一窑洞塌下来怎么办？对窑洞的恐惧，使我把危险与生命经常联系在一起。这种杞人忧天般的担心，至到成年才落地。成年，我对黄土塬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土层肥厚的黄土，不但坚固，而且渗透性和走水性能好。挖在地坑院里两丈多深的水炕，足以存贮和渗透降在院里的雨水；雨后经常碾轧窑顶，使场上保证光洁硬实，让雨水从场上顺畅流走，不会洇塌窑洞。而光洁的场面，又是农家收打庄稼的唯一场地。夏天，乡亲们把麦车拉到场上，堆积成垛，等到地里的麦子全部或大部上场以后，再行脱粒。脱粒是用得上人手的活儿，也是最脏的活儿。马达嗡嗡一响，邻居们就放下自己的农活，相互帮忙。弥雾一般的灰尘，呛得大家成了土人。等到马达声落，主家打来洗脸水，人们洗罢手脸，主家连忙递上纸烟。人们抽着纸烟，笑脸而去。那种和谐相处，互助为乐的笑意，是那么自然真诚。秋天，金黄色的谷子上场以后，一家老小坐在谷堆旁边，围着马灯，用镰刀削谷头。山村的夜是那么静，静得可以听到二里外邻村的吠声。天是那么蓝，蓝得除了天河和星星，看不到一丝云彩。父母干着活儿，教儿女们认北斗星，认天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星，讲述着老掉牙了晚辈却百听不厌的神话传说。那种劳动和文化融化在一起，劳累和娱乐并存的农家生活，常常使我深情追思而回味无穷。

我曾惊叹，这些长宽十五米左右，深八、九米，挖在院壁上深七、八米，宽三米，高三米的窑洞，吃水、排水、茅厕等功能齐全的地坑院，先辈们是怎样造成的？造出这样一个四四方方的地坑院，要流多少汗水，需要多长时间？一年？还是十个月？长辈说，至少五个月，我有些吃惊。靠镢挖肩担，出土数千方，竟然只用了五个月，夜以继日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返乡务农，竟然和十二个同龄人挖了一座地坑院。那时候，因为生产队的头牯院下暴雨灌进水窑洞坍塌了，队里决定占地二亩半下一座新院，院下喂头牯，院上作为收打粮食的大场。队长把下院的活儿交给我们十二个小青年，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身玫瑰红背心裤衩。队长说：“先人们下一座院得半年五个月，你们顶多三个月。三个月就到十一月了，那时天变冷了，完不成任务头牯绑在棚下会冻着。毛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咱对牛要像对待自己的人娃一样爱护。”为了刺激我们，队长还破天荒给我们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玉谷和半斤麦子。这些粮食极具诱惑力。

队长的法用对了，你不干不行，不死劲干也不行。那一年，我十六岁，是十二个人里年龄最小最嫩的一个。兄长们怕我刚出学门生茬茬就干下院这样的重活痨着了，便让我干拆土的轻活儿，他们则干担土绞土的重活。我们为肩负的重任自豪，我们起誓：坚决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一定在大冷之前让牛住进新院。我们白天顶着烈日，夜晚围着马灯，加班加点，三个月头上，如期下好新院。头牯入院那天，队长放罢鞭炮，摸着我的手说：“一座院把你下得黑不溜湫，一手老茧，你成真正的农民了！”我嘿嘿笑笑说：“总算对得起一身玫瑰红了……”

谁能想到那些地坑院，还有闻名天下的一天？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人鲁道夫斯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一文，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地坑院。书中称地坑院建筑为“大胆的创造，洗练的手法，抽象的语言，严密的造型”。德国人是站在建筑学的角度评价地坑院建筑，他除了惊叹赞赏，对这一文化现象并没有更深的感受，也没有引起国人太多注意。八十年代，相对富裕的乡亲们，开始在自家崖头构建砖瓦房，一座座砖瓦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户家崖头。改变居住形式，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富裕起来的必然需求。然而，住进房里的人们，很快发现，砖瓦房并不是绝对的好，地坑院并非绝对的差。暑天，烈烈炽日烤透了瓦房。白天，室内火炉一样炽热；夜里，蒸笼一样湿热；冬季，严寒冻透了砖瓦，既是生着炭火，也难抵刺骨寒冷。人们蓦然想到地坑院冬暖夏凉的天然好处，老人们率先搬下了地坑院。他们在不用空调和电扇调节温度的地下坑院，盖着被子度过炎炎酷暑；在不用炭火取暖的冬天，不热不冷地度过数九寒天。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季节，他们才肯搬到房里和儿女们居住一段时日。冬暖夏凉，是地坑院的最大特点。从这个角度思考，挖掘地坑院，不单纯是贫穷的原因。它充分体现了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善于利用自然优势安居乐业的聪明智慧。

长辈们说，那座被雨水灌塌了的头牯院，曾做过日本人的大红部。我之所以记着这段历史，是因为九十年代，一个十几人的日本旅游团，突然来到村里。那些人唧哩哇啦一开口，坐在树下纳凉的老辈们，就认出他们是日本人。一个老日本用生硬的汉语问候他们，老辈们投以疑问和敌视的眼光。他们当年受尽日本鬼子的祸害，对日本人的仇恨至死也不会忘记。倒是那些没有见过日本人的小孩们，跟在东洋人的屁股后边惊奇地跑前跑后。老日本来到头牯院，在崖头转了两圈，情绪激动地对老伴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然后蹲在崖头烧纸，几个年轻人就跪在他的身边。良久，老伴搀起他说：“度边君，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日本揉着潮湿的眼睛，对后辈说：“我唯一的亲弟弟，你们的二叔，就是在这里遇难的。如果不是中日亲善，我不可能来到这里。总算了却了我到中国来祭奠他的心愿……都是那场该死的战争……”老日本从一只胖鼓鼓的提包里掏出圆珠笔、橡皮、糖果等日货送给小孩们。孩子们惊喜地拿着东洋货跑到树下，让爷爷们看。爷爷们脸色大变，夺过那些东西踩在脚下，又狠狠跺上几脚。尘封的记忆和伤痛，受害者不会淡化和抚平。

老日本连忙跑过来，向我的长辈们鞠躬道歉。长辈们永远忘不了几十年前，日本鬼子一手握着战刀，一手拿着糖果，哄骗村里的孩子说出抗日游击队员隐藏的地方。他们不会忘记，住在村里的十几个日本人，把他们的姐妹关在这座地坑院里，糟蹋够了再杀害。但长辈们没有想到，他们用镰刀处死的那两个到处找女人，被扔进头牯院场边枯井里的鬼子兵，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叫度边的老日本的亲弟弟。更没有想到，度边就是当年指挥二百多鬼子，为弟报仇，血洗村庄，把三十二条生命投进枯井的刽子手。

1980年，我偶然看到一份资料，某超级大国的间谍卫星，掠过豫西上空，拍摄到地球表面有许多神密凹点。外国人绞尽脑汁不得其解，竟然把古老的民居与战火硝烟联系在一起，怀疑是一处庞大的核设施基地。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人相继来到我的家乡，才知道这些凹点就是德国人鲁道夫斯基笔下的地坑院。“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是对地坑院逼真形象的概括。洋人和国人给地坑院起了一些雅气的名称“天井窑院”、“地下四合院”、“地下北京四合院”、“地下世界”，但在我听来，总是多了一些洋味，少了一些乡土气息。那些新名词与“地坑院”之间存在一种空灵空虚的感觉，就像一幅花枝招展的图画，尽管绚丽多彩，但终是缺少自然花草的芬芳。

由于地坑院占地大，一座院子一般占地一亩半左右，所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家乡开始规划新村，禁止再挖地坑院。乡亲们建新宅丢旧宅，大都走出地坑院，住进了新房。当地政府执行“退宅还田”政策，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轰轰隆隆开进村里，一夜之间整平了退宅户的地坑院，扩充成连片的耕地。地坑院面临行将灭亡的局面，而它的价值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专家们认为地坑院作为人类罕见的一种民居形式，作为古代穴居形式的遗存，有着较高的历史学、建筑学、地质学和社会学价值。于是，社会上有了呼吁保护的声音。于是，地坑院被河南省列入十大抢救工程和十大民俗经典，并被列入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专款进行抢救维修，使其得到有效保护。

近年来，陆续有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当他们在炎热的暑天，走进地坑院，享受地下窑洞的天然凉爽时，无不留连忘返。更有郑州、北京及海外游客，在地坑院里稍住十天半月，品尝农家物美价廉的风味小吃，享受窑洞宾馆的冬暖夏凉，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地坑院，不仅是家乡的文化品牌，更是海内外游客的避暑胜地。有学者提出，地坑院作为古代文化遗存，完全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不是申报，申报后能不能得到批准，那是另一码事。我所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曾经原始落后的民居，只有在民富国强的盛世，才能得到保护和利用。

我为家乡高兴，为先人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