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彩陶，不仅是文化艺术品，更是对人类文明的祭奠。我怀着对先民的敬仰，捧起深爱的黄土，去把您追随。

    在《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可见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就是“窟”和“巢”。“营窟”是指营造窄狭的土穴。“橧巢”是指用许多木头搭建形如鸟巢。由于木易腐朽，巢居考古中尚没发现，也不可能保存在至今。在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可以清晰看到，山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洞口高4米，宽处5米。上室长约14米，宽8米。在下室洞穴的西半部有一陡崖与上室相连，在下室深处是竖井式深洞，即下窨。在陕州。人们也长把地坑院叫地窨院，这难道是巧合吗？洞内发现有人头骨化石、石器、灰烬等，证明这是当时人类居住和生活的洞穴，据专家推测距今27000——34000年。

    根据钟敬文编写的《中国民俗史》考证：在新石器时代，穴居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居住方式。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依照不同的自然条件选择穴居的方法。在黄土高原地区，一般利用沟坎断崖来开掘洞穴，就是后来的民居——靠崖院。在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中，发现窑洞数处，高约3.2米，伸进土层4米，约20平方米，洞壁有用耒开挖窑洞的痕迹，可见当时应经出现新的挖土工具“耒”。居住于平原地区的先民，其穴居方式为竖穴，就是后来的民居——地坑院。竖穴一般是在较宽广的台地上挖成口小底大的袋状窖穴。袋状窖穴虽然容易挖掘，但空间小，较潮湿，所以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很少见到这种居住遗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半地穴式住所。地穴中间木柱支撑，四周用草索连接小木柱，墙壁用草拌泥涂抹，呈方形，有突出室外的窄长斜坡，有阶梯状的门道，斜坡形的门道是人们进出的必有通道。这些特点正好就是庙底沟遗址所呈现的居所面貌，袋状窖穴以居住演变为储存粮食或墓穴。从河南发现的40多处夏商时期的半地穴来看，建筑结构和工艺已明显进步。这和现在的地坑院有许多相似之处，厨房灶火位置，火朝门烧，门洞口有影壁墙，草泥抹墙等。这些地穴门多向南开，火堂设在屋的里面与门相对，也有在屋的一角，地穴的帮上，有的接筑有短墙，墙的上面有的挖有方形或圆形的小龛，有的室内有隔墙。一般低于地面1.4——2.2米。墙壁用草拌泥抹光。坑底垫有密度较大的灰黄土并砸实，上面再铺一层约1厘米的草拌泥，再涂抹白灰，地面平整，还防潮。据《诗经•绵》记载“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亶父”为周文王的祖父。“陶”流沙河的《白鱼解字》中根据甲骨文到篆书的字形分析：“匋（陶是后来从阜）：是烧制缶的类容器的窑，看篆文便晓得是封闭的洞穴。”“复”《说文解字》注释：“复：行故道也。”那地坑院就只有2000年吗？根据史实分析：在夏商周时期，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施行井田制，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青铜农具代替了石器。到春秋战国，许多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耕牛也已经出现，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手工业、工具制作、机械制造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墨子•尚贤上》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各行各业分工也比较细致。《礼记•典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䦆、镰、锄、铲、耙、犁、钻、锯、斧、锥、錘、耒、凿等铁制工具相继出现，滑车、绞车、辘轳等机械得到了广泛应用。度量衡等制度相继完善。《考工记》等相关著作也已出现。堪舆、风水、阴阳等相学也在建筑中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已有了阶级，出现了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这也为建设有规模的工事提供了条件。为改善生活居所面貌，在财富聚集上也要求有更大更安全的场所来储存粮食、猎物的需求。综上所述，建造地坑院的条件已然成熟。将地穴和靠崖窑相结合也就顺利成章，因为地坑院比靠崖院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社会背景来看，地坑院应成熟在商周时期，至今已有3600年历史。这与考古发现也能得到相互印证。

    透过这些历史遗迹，我们可以想象到，先人们在工具落后笨重，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如愚公移山般艰辛地刨土运土，有时甚至会有土方坍塌而造成生命危险，可些都没有挫伤他们的毅力，而是通过数代人不懈努力，前赴后继，逐步完善，才建造这样一个穴居。可以想象得到，在冰天雪地中，当土灶台冒出的热气和食物的香气弥漫在整个窑内时，一家人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

    可见，贫苦和危险都无法阻挠人们去营建一个会让他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家。